AI摘要：（注：王英良，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开国际事务（NEIA）西半球研究中心主任，目前在推动全球学者“百人百访”系列高端访谈项目，力求以新颖的视角呈现世界与中国互动的信号与动态。 在此之前，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丝绸之路学院完成了当代中国研究专业的中国政治方向的硕士学位。 问：*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明确，美国将立足西半球，同时表示将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战场”积极展开竞争。
【本文是作者“全球学者百人百访”系列高端对话的最新呈现。】
阿舒托什•库马尔（Ashutosh Kumar）来自印度，目前正在复旦大学（SIRPA）攻读国际政治方向的博士学位。在此之前，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丝绸之路学院完成了当代中国研究专业的中国政治方向的硕士学位。他还曾在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专业方向为国际关系），以及在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学士学位（专业方向为金融）。自那以后，他对商业和政治领域一直充满兴趣，热衷于探究决策对商业或经济领域的影响。
以下是访谈实录。
问：是什么促使你选择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你如何描述在复旦的学术与日常生活体验？你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是什么，预计会得出哪些主要结论？
库马尔：促使我选择复旦攻读博士学位的原因有很多：这里的优秀导师、优质课程、跨学科研究模式，各研究中心间紧密联动，在校生规模庞大、学习资源丰富，同学间交流便捷，各类学术会议和研讨会层出不穷，校园风景优美，校方为学生提供了完善的配套设施。诸如此类的种种优势，全方位地坚定了我来复旦读博的决心。
我十分热爱在复旦的学术生活，甚至可以说图书馆就是我的“第二个宿舍”。在这里，我不仅深化了对中国的学术认知，还在日常生活中慢慢体会中国的文化，甚至了解到中国的学术文化、专业术语与解读方式。复旦全年都会举办大量讲座、研讨会和学术会议，这让我明白，作为学生不能只坐在课堂里完成阅读任务，更要走出课堂参与各类学术活动，而这些经历也极大拓宽了我对中国的认知。
我还拥有一段特别美好的经历：我曾给自己定下规矩，不吃校内食堂的饭菜，去探索学校周边的小餐馆。这一尝试也让我对中国的民众与社会有了别样的了解，而且效果出奇的好。我在周边认识了很多人，后来都成了挚友，我也总会从印度带糖果送给他们。你可能会惊讶，这些朋友年龄跨度极大，从20岁到70岁都有。其中有一位70岁的阿姨，英语说得极好，她为我讲述了1949年以来上海的变迁。我还发现，不少店主得知我来自印度后，都会对我十分敬重，还会和我谈起佛教。
从那以后，我和这些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这段经历也让我变得更加开朗，敢于和任何人交流，甚至和复旦的很多保安师傅都成了朋友。如今的我，每天都能经历新鲜的事，这样的美好旅程还在继续，远未结束。我想借此机会，向复旦大学和中国朋友们表示感谢，是你们让我的这段旅程变得无比难忘。
至于研究方面，我认为如果在分析研究前就预设结论，这样的研究必然带有偏见。做研究时我们应保持开放的心态，只有完成数据收集与分析后，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目前，我的研究聚焦于美中印三边关系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正处于数据收集阶段，尚未进入结论推导环节。
问：中印是邻国，却也存在激烈的竞争，包括历史上的领土争端与冲突，以及印度政府对中国直接投资出台的禁令和惩罚性措施。你认为印度国内是否存在某种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或偏见？这一现状背后的动因是什么？
库马尔：我并不认为印度国内存在针对中国的特定偏见。中印都是人口大国，两国普通民众的看法固然存在差异，但大家都清楚，中印是邻国，理应维系良好的双边关系，历史也早已印证了这一点。
再说说印度政府层面，其实并不存在对中国的偏见。2014年现任印度总理上台后，2015或2016年，印度大型商业代表团到访上海，两国商界精英齐聚上海共商未来合作；总理本人还曾到访复旦，为复旦大学印度研究中心揭牌。从这些举动中，能清晰看到彼时中印两国领导人和商界人士对双边关系的期许。即便2017年发生边境事件后，两国高层领导人又在武汉、金奈举行会晤，让双边关系重回积极发展轨道，这也能说明印度政府在对华关系上并无偏见。
诚然，2020年加勒万河谷事件后，这两个邻国的关系陷入紧张，但并未彻底停滞。那段时间，我与两国不少学者、分析人士、智库专家甚至部分政府官员交流，没有任何人发表过针对对方国家的负面言论。印度民众当时确实对中国感到愤怒，但这种情绪持续的时间很短。我认为，任何双边关系中，亲密与矛盾都是并存的，中印关系也不例外。
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个2024年的民间故事：2024年10月金砖国家喀山峰会期间，中印两国元首会晤后，我从印度返回中国，在入境排队时，和边检工作人员聊起了中印关系。他的观点让我倍感意外，他说：“两国元首会晤是个好兆头，中印是邻国，就该一直保持良好关系，加强贸易往来和民间交流。”他并非相关领域专家，却能从普通民众的视角表达这样积极的看法。由此可见，即便存在边境问题，只要双边关系出现积极信号，民众的态度也会随之转变，只要看到中印关系的向好趋势，大家愿意放下分歧。
尽管两国在边境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始终通过双边磋商沟通，努力寻求解决之道。据我了解，双方近期的会谈还探讨了如何利用技术手段减少边境一线官兵的接触，这有助于降低未来边境冲突的可能性。两国早已签署过处理边境分歧的协议，目前正致力于推动协议的落地实施。
就在我接受这次采访的前几天，有消息称印度政府正考虑重新允许中国企业参与政府合同的竞标，这也能看出印度政府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态度变化。我还与不少商业咨询分析师交流，他们表示，每天都会接到大量关于赴印投资的咨询，甚至有不少中国友人来问我如何投资印度股市。据我所知，中印两国政府也在商谈推动更多双边合资项目，小米和比亚迪就是很好的例子。小米副总裁徐安近期也明确表示：“过去三四年间，世事变迁，但小米对印度市场战略重要性的重视与投入，从未改变。”由此，大家也能想象中印未来的投资合作前景。
我的观点是，即便中印关系偶尔出现波折，但地缘区位、双方的经济需求——印度企业希望加大对华投资，中国企业也期待拓展印度市场，再加上两国产业的比较优势，这些因素都会让两国不断走近。当下的中印合作，其实是在推进2015至2016年双方开启却未能完成的项目，只是步伐稍缓而已。
问：印度曾是众多跨国企业实施“中国+1”产能替代和风险对冲战略的首选之地，但特朗普政府推出的高关税政策也将矛头指向印度，对印度本土制造业造成了影响。你如何看待印美之间的关税争端？印度政府应出台哪些新政策，才能吸引中国企业投资并赢得其信任？
库马尔：正如我在之前的回答中所说，中印之间并非信任问题，而是过去几年两国经济发生了诸多变化，使得以往的协议不再适应当前的形势，这才偶尔给双边合作带来困扰。要解决这一问题，双方需要对过往的所有协议进行细致分析。
据我了解，中印两国正针对各个产业领域展开磋商与分析，寻求制定新的投资合作协议。因为两国都是快速发展的经济体，都希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尤其是为民生发展赋能。这是目前唯一的问题，而受国际局势诸多因素影响，相关协商自然需要一定时间。
中印还在商谈联合生产并向第三国出口的合作模式，这一想法十分合理。因为从企业发展周期来看，当本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时，企业会选择在劳动力充裕、成本较低的海外地区建厂。从这一点来说，印度是中国企业开展联合生产、出口第三国的理想选择。
印美之间确实存在关税争端，但与此同时，印度也在与新西兰、阿曼、北欧国家，甚至欧盟、阿联酋等多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能有效抵消美国关税政策带来的影响。如果大家关注近几个月的经贸数据就会发现，中印贸易额持续增长，其中印度对华出口的增幅尤为显著。这足以说明，在当前的关税环境下，印度正采取贸易多元化的战略。就在几天前，多家媒体报道印度对华出口激增33%，从这一数据也能看出地缘政治背景下的贸易趋势。印度还筛选出近300种高附加值产品计划向俄罗斯出口，而在美国实施关税制裁期间，俄罗斯总统也表示，印度可将更多产品出口至俄罗斯市场。可以说，印度正从技术层面推进贸易多元化布局。
问：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明确，美国将立足西半球，同时表示将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战场”积极展开竞争。你认为印度在美国全球安全战略中扮演何种角色？印美双方下一步需要优先解决哪些核心分歧？
库马尔：在这一问题上，印度的战略立场十分明确：面对此类局势，印度始终坚持战略自主，绝不会允许任何国家借印度之手搞政治博弈。
所以，关于印度在美国全球安全战略中的角色，我的答案是——印度不会扮演任何被美方定义的角色。印度的外交政策高度独立，战略自主原则始终植根于印度外交决策者的理念中。美国必须明白，印度会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和其他国家一样，基于本国国家利益与战略自主作出决策。
最典型的例子是，过去几年间，美国多次试图在联合声明中把中国列为针对对象，印度始终拒绝，明确表示我们并非为了针对中国而来。即便是在俄罗斯石油问题上，印度对美国的回应也能充分体现这一立场。因此，我认为，美国在与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交往时，首先要学会如何平等相处，不能只考虑自身利益，也应兼顾对方的利益诉求。
问：中印均被归为“中等强国”，发展过程中都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在美国降低对亚太地区战略关注度的背景下，中印可在产业和理工科教领域探索哪些合作方向？
库马尔：我并不认为中国是“中等强国”，中国早已是世界大国，且具备超级大国的实力。我认同中印两国在发展中都面临不少不确定性，但基于地缘区位和双方当下的经济需求，两国拥有巨大的经济联动机遇，而这种联动也将切实推动两国的民生发展。
中印的合作领域十分广阔，首先是产业联动。中国可将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印度转移，同时印度也应进一步为中国产品开放市场，这是我之前提到的一个例子。除此之外，两国还可在信息技术、配套产业等领域开展产业联动。从本质上来说，市场准入、供应链整合和跨境投资，是中印合作最核心的领域。
下个月，印度将举办人工智能影响力峰会，也向中国发出了邀请。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科技领域的快速崛起为中印合作创造了更多契机。两国可开展学生互访交流，为理工科教领域设立专项奖学金。我发现，很多中国学生愿意花费巨资赴海外攻读理工科教专业，尤其是赴美留学。我也曾多次和他们说，为何不考虑申请印度的大学？在印度留学成本低很多，对中国学生来说性价比很高。同样，复旦大学的金融、管理专业学生，也可以考虑去印度深造，印度拥有不少优质的管理院校。
因此，我认为两国政府可设立专项奖学金，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双方学生赴对方高校深造，尤其是理工科教领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学成后为各自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而这也将进一步推动中印两国的合作。
问：依托《金融时报》中文网在全球华语世界的影响力，你想对中国读者说些什么？你对中印关系的发展前景有何展望？
库马尔：基于我的个人认知，我对中印关系的前景始终持积极态度。但我也想对中国朋友们说：让我们携手并肩，推动两国政府维系良好的双边关系。无论中印关系遭遇何种困难与短期问题，我们都应向两国政府传递明确的诉求——携手寻求解决之道，而非相互指责。或许有时问题源于印度，有时源于中国，但如果两国普通民众都能向政府施压，表达“我们拒绝冲突”的意愿，就会推动两国政府积极探索合作路径，避免矛盾升级。
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曾问过我一个问题，让我印象深刻：阿舒，你觉得中国能从印度学到什么，印度又能从中国学到什么？中印两国相互学习的历史由来已久，我们理应延续这一传统。两国的发展需求也高度相似，历史上都曾遭受殖民统治，而在殖民时代之前，中印两国的经济总量曾占世界的40%。在后殖民时代，中印再次携手，为亚洲的崛起和重返世界舞台带来了希望。既然我们有着相同的发展征程，为何不并肩前行、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毕竟，两国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所以，让我们在这条发展之路上，携手同行。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开国际事务（NEIA）西半球研究中心主任，目前在推动全球学者“百人百访”系列高端访谈项目，力求以新颖的视角呈现世界与中国互动的信号与动态。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受访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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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作者“全球学者百人百访”系列高端对话的最新呈现。】
阿舒托什•库马尔（Ashutosh Kumar）来自印度，目前正在复旦大学（SIRPA）攻读国际政治方向的博士学位。在此之前，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丝绸之路学院完成了当代中国研究专业的中国政治方向的硕士学位。他还曾在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专业方向为国际关系），以及在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学士学位（专业方向为金融）。自那以后，他对商业和政治领域一直充满兴趣，热衷于探究决策对商业或经济领域的影响。
以下是访谈实录。
问：是什么促使你选择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你如何描述在复旦的学术与日常生活体验？你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是什么，预计会得出哪些主要结论？
库马尔：促使我选择复旦攻读博士学位的原因有很多：这里的优秀导师、优质课程、跨学科研究模式，各研究中心间紧密联动，在校生规模庞大、学习资源丰富，同学间交流便捷，各类学术会议和研讨会层出不穷，校园风景优美，校方为学生提供了完善的配套设施。诸如此类的种种优势，全方位地坚定了我来复旦读博的决心。
我十分热爱在复旦的学术生活，甚至可以说图书馆就是我的“第二个宿舍”。在这里，我不仅深化了对中国的学术认知，还在日常生活中慢慢体会中国的文化，甚至了解到中国的学术文化、专业术语与解读方式。复旦全年都会举办大量讲座、研讨会和学术会议，这让我明白，作为学生不能只坐在课堂里完成阅读任务，更要走出课堂参与各类学术活动，而这些经历也极大拓宽了我对中国的认知。
我还拥有一段特别美好的经历：我曾给自己定下规矩，不吃校内食堂的饭菜，去探索学校周边的小餐馆。这一尝试也让我对中国的民众与社会有了别样的了解，而且效果出奇的好。我在周边认识了很多人，后来都成了挚友，我也总会从印度带糖果送给他们。你可能会惊讶，这些朋友年龄跨度极大，从20岁到70岁都有。其中有一位70岁的阿姨，英语说得极好，她为我讲述了1949年以来上海的变迁。我还发现，不少店主得知我来自印度后，都会对我十分敬重，还会和我谈起佛教。
从那以后，我和这些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这段经历也让我变得更加开朗，敢于和任何人交流，甚至和复旦的很多保安师傅都成了朋友。如今的我，每天都能经历新鲜的事，这样的美好旅程还在继续，远未结束。我想借此机会，向复旦大学和中国朋友们表示感谢，是你们让我的这段旅程变得无比难忘。
至于研究方面，我认为如果在分析研究前就预设结论，这样的研究必然带有偏见。做研究时我们应保持开放的心态，只有完成数据收集与分析后，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目前，我的研究聚焦于美中印三边关系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正处于数据收集阶段，尚未进入结论推导环节。
问：中印是邻国，却也存在激烈的竞争，包括历史上的领土争端与冲突，以及印度政府对中国直接投资出台的禁令和惩罚性措施。你认为印度国内是否存在某种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或偏见？这一现状背后的动因是什么？
库马尔：我并不认为印度国内存在针对中国的特定偏见。中印都是人口大国，两国普通民众的看法固然存在差异，但大家都清楚，中印是邻国，理应维系良好的双边关系，历史也早已印证了这一点。
再说说印度政府层面，其实并不存在对中国的偏见。2014年现任印度总理上台后，2015或2016年，印度大型商业代表团到访上海，两国商界精英齐聚上海共商未来合作；总理本人还曾到访复旦，为复旦大学印度研究中心揭牌。从这些举动中，能清晰看到彼时中印两国领导人和商界人士对双边关系的期许。即便2017年发生边境事件后，两国高层领导人又在武汉、金奈举行会晤，让双边关系重回积极发展轨道，这也能说明印度政府在对华关系上并无偏见。
诚然，2020年加勒万河谷事件后，这两个邻国的关系陷入紧张，但并未彻底停滞。那段时间，我与两国不少学者、分析人士、智库专家甚至部分政府官员交流，没有任何人发表过针对对方国家的负面言论。印度民众当时确实对中国感到愤怒，但这种情绪持续的时间很短。我认为，任何双边关系中，亲密与矛盾都是并存的，中印关系也不例外。
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个2024年的民间故事：2024年10月金砖国家喀山峰会期间，中印两国元首会晤后，我从印度返回中国，在入境排队时，和边检工作人员聊起了中印关系。他的观点让我倍感意外，他说：“两国元首会晤是个好兆头，中印是邻国，就该一直保持良好关系，加强贸易往来和民间交流。”他并非相关领域专家，却能从普通民众的视角表达这样积极的看法。由此可见，即便存在边境问题，只要双边关系出现积极信号，民众的态度也会随之转变，只要看到中印关系的向好趋势，大家愿意放下分歧。
尽管两国在边境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始终通过双边磋商沟通，努力寻求解决之道。据我了解，双方近期的会谈还探讨了如何利用技术手段减少边境一线官兵的接触，这有助于降低未来边境冲突的可能性。两国早已签署过处理边境分歧的协议，目前正致力于推动协议的落地实施。
就在我接受这次采访的前几天，有消息称印度政府正考虑重新允许中国企业参与政府合同的竞标，这也能看出印度政府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态度变化。我还与不少商业咨询分析师交流，他们表示，每天都会接到大量关于赴印投资的咨询，甚至有不少中国友人来问我如何投资印度股市。据我所知，中印两国政府也在商谈推动更多双边合资项目，小米和比亚迪就是很好的例子。小米副总裁徐安近期也明确表示：“过去三四年间，世事变迁，但小米对印度市场战略重要性的重视与投入，从未改变。”由此，大家也能想象中印未来的投资合作前景。
我的观点是，即便中印关系偶尔出现波折，但地缘区位、双方的经济需求——印度企业希望加大对华投资，中国企业也期待拓展印度市场，再加上两国产业的比较优势，这些因素都会让两国不断走近。当下的中印合作，其实是在推进2015至2016年双方开启却未能完成的项目，只是步伐稍缓而已。
问：印度曾是众多跨国企业实施“中国+1”产能替代和风险对冲战略的首选之地，但特朗普政府推出的高关税政策也将矛头指向印度，对印度本土制造业造成了影响。你如何看待印美之间的关税争端？印度政府应出台哪些新政策，才能吸引中国企业投资并赢得其信任？
库马尔：正如我在之前的回答中所说，中印之间并非信任问题，而是过去几年两国经济发生了诸多变化，使得以往的协议不再适应当前的形势，这才偶尔给双边合作带来困扰。要解决这一问题，双方需要对过往的所有协议进行细致分析。
据我了解，中印两国正针对各个产业领域展开磋商与分析，寻求制定新的投资合作协议。因为两国都是快速发展的经济体，都希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尤其是为民生发展赋能。这是目前唯一的问题，而受国际局势诸多因素影响，相关协商自然需要一定时间。
中印还在商谈联合生产并向第三国出口的合作模式，这一想法十分合理。因为从企业发展周期来看，当本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时，企业会选择在劳动力充裕、成本较低的海外地区建厂。从这一点来说，印度是中国企业开展联合生产、出口第三国的理想选择。
印美之间确实存在关税争端，但与此同时，印度也在与新西兰、阿曼、北欧国家，甚至欧盟、阿联酋等多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能有效抵消美国关税政策带来的影响。如果大家关注近几个月的经贸数据就会发现，中印贸易额持续增长，其中印度对华出口的增幅尤为显著。这足以说明，在当前的关税环境下，印度正采取贸易多元化的战略。就在几天前，多家媒体报道印度对华出口激增33%，从这一数据也能看出地缘政治背景下的贸易趋势。印度还筛选出近300种高附加值产品计划向俄罗斯出口，而在美国实施关税制裁期间，俄罗斯总统也表示，印度可将更多产品出口至俄罗斯市场。可以说，印度正从技术层面推进贸易多元化布局。
问：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明确，美国将立足西半球，同时表示将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战场”积极展开竞争。你认为印度在美国全球安全战略中扮演何种角色？印美双方下一步需要优先解决哪些核心分歧？
库马尔：在这一问题上，印度的战略立场十分明确：面对此类局势，印度始终坚持战略自主，绝不会允许任何国家借印度之手搞政治博弈。
所以，关于印度在美国全球安全战略中的角色，我的答案是——印度不会扮演任何被美方定义的角色。印度的外交政策高度独立，战略自主原则始终植根于印度外交决策者的理念中。美国必须明白，印度会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和其他国家一样，基于本国国家利益与战略自主作出决策。
最典型的例子是，过去几年间，美国多次试图在联合声明中把中国列为针对对象，印度始终拒绝，明确表示我们并非为了针对中国而来。即便是在俄罗斯石油问题上，印度对美国的回应也能充分体现这一立场。因此，我认为，美国在与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交往时，首先要学会如何平等相处，不能只考虑自身利益，也应兼顾对方的利益诉求。
问：中印均被归为“中等强国”，发展过程中都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在美国降低对亚太地区战略关注度的背景下，中印可在产业和理工科教领域探索哪些合作方向？
库马尔：我并不认为中国是“中等强国”，中国早已是世界大国，且具备超级大国的实力。我认同中印两国在发展中都面临不少不确定性，但基于地缘区位和双方当下的经济需求，两国拥有巨大的经济联动机遇，而这种联动也将切实推动两国的民生发展。
中印的合作领域十分广阔，首先是产业联动。中国可将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印度转移，同时印度也应进一步为中国产品开放市场，这是我之前提到的一个例子。除此之外，两国还可在信息技术、配套产业等领域开展产业联动。从本质上来说，市场准入、供应链整合和跨境投资，是中印合作最核心的领域。
下个月，印度将举办人工智能影响力峰会，也向中国发出了邀请。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科技领域的快速崛起为中印合作创造了更多契机。两国可开展学生互访交流，为理工科教领域设立专项奖学金。我发现，很多中国学生愿意花费巨资赴海外攻读理工科教专业，尤其是赴美留学。我也曾多次和他们说，为何不考虑申请印度的大学？在印度留学成本低很多，对中国学生来说性价比很高。同样，复旦大学的金融、管理专业学生，也可以考虑去印度深造，印度拥有不少优质的管理院校。
因此，我认为两国政府可设立专项奖学金，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双方学生赴对方高校深造，尤其是理工科教领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学成后为各自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而这也将进一步推动中印两国的合作。
问：依托《金融时报》中文网在全球华语世界的影响力，你想对中国读者说些什么？你对中印关系的发展前景有何展望？
库马尔：基于我的个人认知，我对中印关系的前景始终持积极态度。但我也想对中国朋友们说：让我们携手并肩，推动两国政府维系良好的双边关系。无论中印关系遭遇何种困难与短期问题，我们都应向两国政府传递明确的诉求——携手寻求解决之道，而非相互指责。或许有时问题源于印度，有时源于中国，但如果两国普通民众都能向政府施压，表达“我们拒绝冲突”的意愿，就会推动两国政府积极探索合作路径，避免矛盾升级。
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曾问过我一个问题，让我印象深刻：阿舒，你觉得中国能从印度学到什么，印度又能从中国学到什么？中印两国相互学习的历史由来已久，我们理应延续这一传统。两国的发展需求也高度相似，历史上都曾遭受殖民统治，而在殖民时代之前，中印两国的经济总量曾占世界的40%。在后殖民时代，中印再次携手，为亚洲的崛起和重返世界舞台带来了希望。既然我们有着相同的发展征程，为何不并肩前行、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毕竟，两国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所以，让我们在这条发展之路上，携手同行。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开国际事务（NEIA）西半球研究中心主任，目前在推动全球学者“百人百访”系列高端访谈项目，力求以新颖的视角呈现世界与中国互动的信号与动态。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受访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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