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摘要：户政事务所对外说明：当天看到的是一位高龄男性，精神状况看来尚可、可以回答问题，文件齐全，双方同意，有证人，于是依法登记。 今年一月，两人悄悄到中山区户政事务所结婚登记，户政人员说当下老翁应答正常、意识清楚，程序完备；家属事后才在资料上发现多了一位「后母」，同时还惊觉至少数笔房产与高额保单已陆续移转。 文：许政维（许达达）
马偕医院门口，轮椅在斜坡上被直接推走，看护跌坐在地上叫喊报警，儿孙一哄而上护送老父「夺回」。
本文检讨高龄者婚姻登记制度。现行形式审查忽略权力不对等，难以确认当事人真实意愿，致其自主与财产权益保障不足。此制度缺陷构成社会风险，亟需建立更严谨的实质审查机制。
文：许政维（许达达）
马偕医院门口，轮椅在斜坡上被直接推走，看护跌坐在地上叫喊报警，儿孙一哄而上护送老父「夺回」。电视台剪成耸动标题：「抢父亲大战」、「百岁人瑞娶看护」。
画面刺激、情绪飙高，所有人都看得出来有人在抢人，却很少人愿意承认，真正被抢来抢去的，其实是这个102岁男人的「主体性」。
这起案件外表是八亿资产、百岁婚姻、六十多岁看护，再加上一群炸裂的子女与孙辈，看起来像俗套乡土剧，但细节却「非常台湾」：
王姓老翁年轻时靠代书起家，一生累积北市、新北多笔土地与房产，估算市值约在七到八亿之间。长年请一名台湾籍赖姓看护照护，据说超过十年，有说三十年，总之是长期依赖的关系。
今年一月，两人悄悄到中山区户政事务所结婚登记，户政人员说当下老翁应答正常、意识清楚，程序完备；家属事后才在资料上发现多了一位「后母」，同时还惊觉至少数笔房产与高额保单已陆续移转。媒体闻到味道，于是一连串报导与车厢抢人直播，就这样拼凑出一出「豪门晚年风暴」。
老父亲在新闻里只剩下一个符号：102岁、身价数亿、坐在轮椅上，沉默，眼神模糊。当事人真正说过什么、理解多少、同不同意，外界几乎听不到。
大家只听得到两边的诠释：看护说自己是合法妻子，照顾多年，终于得到名分；子女说父亲失智、被软禁、被图财，连见面都被阻拦。新闻把冲突拍得很清楚，却没有能力拍出老人的「意愿」。
这不是单纯的「谁比较有爱心」的比赛。
长照现场的人都知道，长年照顾一个高龄、可能失智、可能失能的长辈，劳力与情感投入是沉重的，特别是二十四小时贴身看护，照顾者往往比任何子女更了解当事人的日常状态。这种亲近，很容易演变成权力与依赖的混合：老人需要你、妳也掌握了他的生活节奏、交友管道、医疗安排，甚至提款卡。外人很难分辨，哪一刻开始，照顾的手伸进了钱包。
但子女那边的动机同样不清白。
资产规模摆在那里，媒体一面帮忙算：「七到八亿的土地与房产、数千万保单」，一面播出儿孙哭著说「只是要把爸爸接回家团圆」。这样的场景很熟悉：传统家庭里，「孝」与「继承」往往捆在一起谈。
子女真心担心父亲遭到情感操弄、财产外流，这点不难理解；但在医院门口，以推、扯、抢的方式带走尚未被宣告监护或辅助的成年人，法律上也不一定站得住脚。说自己是在救人，对方就一定是坏人？这种道德捷径，法律最后不一定会买单。
最荒谬的一环，在于国家机器的角色。户政事务所对外说明：当天看到的是一位高龄男性，精神状况看来尚可、可以回答问题，文件齐全，双方同意，有证人，于是依法登记。这番说法如果套在一对30岁男女身上很合理，放在一位102岁、身边带著长期看护、又牵涉数亿资产的老人身上，却显得机械。
法律上没有禁止高龄者结婚，这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尊重；问题在于，当年龄与权力关系形成明显断差，公部门仍然只用最薄的一层形式审查来处理，形同对潜在的胁迫、诱导放任。
现行制度要求结婚须有两名证人。新闻并未细究那两个人是谁，只知道家属完全不在场。若证人是与看护有利害关系的人，婚姻当然仍然有效，却让这道被期待用来「见证真意愿」的设计，变成多盖两个章。
婚姻自由在这里不是被否定，而是被简化成「只要嘴巴答应就好」，国家并没有真的想弄清楚，当事人是不是在理解状况下答应的。高龄婚姻一旦牵扯庞大财产，很难说这种消极态度不会助长「养老养到娶进门」的灰色地带。
法律实务上，想要推翻一桩婚姻非常困难。要主张无效或撤销，家属得举出具体医疗证据，证明当事人在登记那一刻完全没有理解能力，几乎达到「精神上不在场」的程度。高龄、失智病史、用药记录，都只能当佐证，还不一定构成关键。
这种高门槛有其必要，否则任何婚姻一碰到家产争议，就会变成亲属互斗的战场；反过来说，一位高龄富翁一旦在边界地带被「说服结婚」，事后要翻盘，几乎是爬一座法制高山。这次王家也打算走这条路，只是最远能走到哪里，暂时还很难预测。
另一端是财产移转。媒体估计已有多笔不动产与保单权益转到看护或其子女名下。婚前赠与、婚后赠与，法律上的性质与可否撤销，细节一样繁琐。
放在社会情绪里，这样的金流几乎自动被解读成「谋财」。长照专业现场却早就知道，很多家庭以「过户给小孩or照顾者换照顾」的方式在运作，本质是民间版的照顾合约，只是完全没有制度设计，也没有监督，不出事就当作大家各取所需，一出事就变成刑事新闻。
这一回，情况被放大，是因为数字太漂亮，也因为角色设定非常适合被编成大众剧情。
媒体在这个故事里当然没有打算当沉默的旁观者。「抢父亲大战」这种标题，本身就在推动观众站队：要嘛站在「孝顺儿女反抗坏后母」这边，要嘛站在「多年照顾者被贪婪子女追杀」那边。
画面聚焦在看护跌坐在地、儿孙推轮椅狂奔、家属激动吼叫。这些元素容易吸引点阅，也方便社群上口水开战。被压缩掉的部分，包含老人的医疗评估报告、日常行为纪录、过往家庭互动史，反而是法院真正需要的材料。舆论场喜欢快意恩仇，司法现场却只能慢吞吞吃证据。
两者之间的落差，养出一种集体焦躁：大家都想立刻知道「谁是坏人」，却不愿意承认很多案子未必有干净的二分法。
这个事件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它并不特别。台湾进入高龄社会后，各种「长照、继承、再婚、看护与雇主情感纠葛」的案件，只会一个接一个。这次之所以跃上头条，是因为金额够大、年龄够极端、画面够戏剧。
多数家庭的版本，金额少很多、照顾压力反而更大，没有记者愿意蹲，也没有律师想投入太多时间。国家在长照制度上用补贴与喘息服务撑住最表层，对于「高龄者如何在认知逐步衰退的过程中，仍被当作一个有意志的行动者」这个问题，却似乎几乎没有整体规画。
社会其实有工具可以用，只是极少被真正善用。预立遗嘱、信托、监护宣告、辅助宣告，这些设计本来可以让高龄者在还有判断能力时，先说清楚自己对财产、医疗、居住的安排。
只是多数家庭怕麻烦、怕伤感情，拖到出现看护与子女抢人、房产早已过户、保单受益人早已换人，才惊觉要找律师。对看护一方来说，如果真的觉得多年照顾应该有对价，也有办法走成有明文条款的照顾契约，或者经由第三方监督的信托设计，而不是靠一桩高龄婚姻与几张赠与书来「一次到位」。
看护与家属都选择了最情绪化、最暧昧的路径，如今只好在刑事与民事的迷宫里摸索。
警察在医院门口出现时，被夹在两个说法之间：一方强调「他是我爸爸，我怎么会绑架自己爸爸」，另一方喊著「我是合法妻子，他们打人、抢人」。基层员警没有能力当场判断谁才是真正代表老人的利益，只能先安抚情绪、笔录收案。
这类案件多了，警方只会更加倾向「一律交法院处理」，但法院的速度与社会的焦躁毫无对接。等到判决出来，那位老人还在不在、还记不记得自己曾经结过婚、被谁推著走过医院门口，其实都很难说。
在现在这个扑朔迷离的情境里，我没有办法宣判哪一边一定正义。看护可能在真心照顾之后起了贪念，也可能一开始就带著算计接这份工作；子女可能只在钱受到威胁时才突然想起父亲，也可能过去长期出钱出力，只在关键环节被排除。
外人很喜欢对这样的故事做道德整编，实务上真正需要被逼问的，反而是那一整套把高龄者抛在家人、看护与市场之间的制度设计。
一个社会怎么对待最脆弱的长者，大概就会怎么对待未来的自己。
在萤幕前看著102岁的王姓老翁，被推来推去、被当作战利品抢夺的人，尽管嘴上骂的是贪婪后母或不肖子孙，但心里其实都在问同一个问题：
「如果哪一天自己也坐上轮椅，还想维持一点点尊严与选择，究竟要在什么时候，和谁，说清楚？」
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原文发表于此
【加入关键评论网会员】每天精彩好文直送你的信箱，每周独享编辑精选、时事精选、艺文周报等特制电子报。还可留言与作者、记者、编辑讨论文章内容。立刻点击免费加入会员！
责任编辑：朱家仪
核稿编辑：翁世航
点击阅读原文
马偕医院门口，轮椅在斜坡上被直接推走，看护跌坐在地上叫喊报警，儿孙一哄而上护送老父「夺回」。
本文检讨高龄者婚姻登记制度。现行形式审查忽略权力不对等，难以确认当事人真实意愿，致其自主与财产权益保障不足。此制度缺陷构成社会风险，亟需建立更严谨的实质审查机制。
文：许政维（许达达）
马偕医院门口，轮椅在斜坡上被直接推走，看护跌坐在地上叫喊报警，儿孙一哄而上护送老父「夺回」。电视台剪成耸动标题：「抢父亲大战」、「百岁人瑞娶看护」。
画面刺激、情绪飙高，所有人都看得出来有人在抢人，却很少人愿意承认，真正被抢来抢去的，其实是这个102岁男人的「主体性」。
这起案件外表是八亿资产、百岁婚姻、六十多岁看护，再加上一群炸裂的子女与孙辈，看起来像俗套乡土剧，但细节却「非常台湾」：
王姓老翁年轻时靠代书起家，一生累积北市、新北多笔土地与房产，估算市值约在七到八亿之间。长年请一名台湾籍赖姓看护照护，据说超过十年，有说三十年，总之是长期依赖的关系。
今年一月，两人悄悄到中山区户政事务所结婚登记，户政人员说当下老翁应答正常、意识清楚，程序完备；家属事后才在资料上发现多了一位「后母」，同时还惊觉至少数笔房产与高额保单已陆续移转。媒体闻到味道，于是一连串报导与车厢抢人直播，就这样拼凑出一出「豪门晚年风暴」。
老父亲在新闻里只剩下一个符号：102岁、身价数亿、坐在轮椅上，沉默，眼神模糊。当事人真正说过什么、理解多少、同不同意，外界几乎听不到。
大家只听得到两边的诠释：看护说自己是合法妻子，照顾多年，终于得到名分；子女说父亲失智、被软禁、被图财，连见面都被阻拦。新闻把冲突拍得很清楚，却没有能力拍出老人的「意愿」。
这不是单纯的「谁比较有爱心」的比赛。
长照现场的人都知道，长年照顾一个高龄、可能失智、可能失能的长辈，劳力与情感投入是沉重的，特别是二十四小时贴身看护，照顾者往往比任何子女更了解当事人的日常状态。这种亲近，很容易演变成权力与依赖的混合：老人需要你、妳也掌握了他的生活节奏、交友管道、医疗安排，甚至提款卡。外人很难分辨，哪一刻开始，照顾的手伸进了钱包。
但子女那边的动机同样不清白。
资产规模摆在那里，媒体一面帮忙算：「七到八亿的土地与房产、数千万保单」，一面播出儿孙哭著说「只是要把爸爸接回家团圆」。这样的场景很熟悉：传统家庭里，「孝」与「继承」往往捆在一起谈。
子女真心担心父亲遭到情感操弄、财产外流，这点不难理解；但在医院门口，以推、扯、抢的方式带走尚未被宣告监护或辅助的成年人，法律上也不一定站得住脚。说自己是在救人，对方就一定是坏人？这种道德捷径，法律最后不一定会买单。
最荒谬的一环，在于国家机器的角色。户政事务所对外说明：当天看到的是一位高龄男性，精神状况看来尚可、可以回答问题，文件齐全，双方同意，有证人，于是依法登记。这番说法如果套在一对30岁男女身上很合理，放在一位102岁、身边带著长期看护、又牵涉数亿资产的老人身上，却显得机械。
法律上没有禁止高龄者结婚，这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尊重；问题在于，当年龄与权力关系形成明显断差，公部门仍然只用最薄的一层形式审查来处理，形同对潜在的胁迫、诱导放任。
现行制度要求结婚须有两名证人。新闻并未细究那两个人是谁，只知道家属完全不在场。若证人是与看护有利害关系的人，婚姻当然仍然有效，却让这道被期待用来「见证真意愿」的设计，变成多盖两个章。
婚姻自由在这里不是被否定，而是被简化成「只要嘴巴答应就好」，国家并没有真的想弄清楚，当事人是不是在理解状况下答应的。高龄婚姻一旦牵扯庞大财产，很难说这种消极态度不会助长「养老养到娶进门」的灰色地带。
法律实务上，想要推翻一桩婚姻非常困难。要主张无效或撤销，家属得举出具体医疗证据，证明当事人在登记那一刻完全没有理解能力，几乎达到「精神上不在场」的程度。高龄、失智病史、用药记录，都只能当佐证，还不一定构成关键。
这种高门槛有其必要，否则任何婚姻一碰到家产争议，就会变成亲属互斗的战场；反过来说，一位高龄富翁一旦在边界地带被「说服结婚」，事后要翻盘，几乎是爬一座法制高山。这次王家也打算走这条路，只是最远能走到哪里，暂时还很难预测。
另一端是财产移转。媒体估计已有多笔不动产与保单权益转到看护或其子女名下。婚前赠与、婚后赠与，法律上的性质与可否撤销，细节一样繁琐。
放在社会情绪里，这样的金流几乎自动被解读成「谋财」。长照专业现场却早就知道，很多家庭以「过户给小孩or照顾者换照顾」的方式在运作，本质是民间版的照顾合约，只是完全没有制度设计，也没有监督，不出事就当作大家各取所需，一出事就变成刑事新闻。
这一回，情况被放大，是因为数字太漂亮，也因为角色设定非常适合被编成大众剧情。
媒体在这个故事里当然没有打算当沉默的旁观者。「抢父亲大战」这种标题，本身就在推动观众站队：要嘛站在「孝顺儿女反抗坏后母」这边，要嘛站在「多年照顾者被贪婪子女追杀」那边。
画面聚焦在看护跌坐在地、儿孙推轮椅狂奔、家属激动吼叫。这些元素容易吸引点阅，也方便社群上口水开战。被压缩掉的部分，包含老人的医疗评估报告、日常行为纪录、过往家庭互动史，反而是法院真正需要的材料。舆论场喜欢快意恩仇，司法现场却只能慢吞吞吃证据。
两者之间的落差，养出一种集体焦躁：大家都想立刻知道「谁是坏人」，却不愿意承认很多案子未必有干净的二分法。
这个事件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它并不特别。台湾进入高龄社会后，各种「长照、继承、再婚、看护与雇主情感纠葛」的案件，只会一个接一个。这次之所以跃上头条，是因为金额够大、年龄够极端、画面够戏剧。
多数家庭的版本，金额少很多、照顾压力反而更大，没有记者愿意蹲，也没有律师想投入太多时间。国家在长照制度上用补贴与喘息服务撑住最表层，对于「高龄者如何在认知逐步衰退的过程中，仍被当作一个有意志的行动者」这个问题，却似乎几乎没有整体规画。
社会其实有工具可以用，只是极少被真正善用。预立遗嘱、信托、监护宣告、辅助宣告，这些设计本来可以让高龄者在还有判断能力时，先说清楚自己对财产、医疗、居住的安排。
只是多数家庭怕麻烦、怕伤感情，拖到出现看护与子女抢人、房产早已过户、保单受益人早已换人，才惊觉要找律师。对看护一方来说，如果真的觉得多年照顾应该有对价，也有办法走成有明文条款的照顾契约，或者经由第三方监督的信托设计，而不是靠一桩高龄婚姻与几张赠与书来「一次到位」。
看护与家属都选择了最情绪化、最暧昧的路径，如今只好在刑事与民事的迷宫里摸索。
警察在医院门口出现时，被夹在两个说法之间：一方强调「他是我爸爸，我怎么会绑架自己爸爸」，另一方喊著「我是合法妻子，他们打人、抢人」。基层员警没有能力当场判断谁才是真正代表老人的利益，只能先安抚情绪、笔录收案。
这类案件多了，警方只会更加倾向「一律交法院处理」，但法院的速度与社会的焦躁毫无对接。等到判决出来，那位老人还在不在、还记不记得自己曾经结过婚、被谁推著走过医院门口，其实都很难说。
在现在这个扑朔迷离的情境里，我没有办法宣判哪一边一定正义。看护可能在真心照顾之后起了贪念，也可能一开始就带著算计接这份工作；子女可能只在钱受到威胁时才突然想起父亲，也可能过去长期出钱出力，只在关键环节被排除。
外人很喜欢对这样的故事做道德整编，实务上真正需要被逼问的，反而是那一整套把高龄者抛在家人、看护与市场之间的制度设计。
一个社会怎么对待最脆弱的长者，大概就会怎么对待未来的自己。
在萤幕前看著102岁的王姓老翁，被推来推去、被当作战利品抢夺的人，尽管嘴上骂的是贪婪后母或不肖子孙，但心里其实都在问同一个问题：
「如果哪一天自己也坐上轮椅，还想维持一点点尊严与选择，究竟要在什么时候，和谁，说清楚？」
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原文发表于此
延伸阅读
【加入关键评论网会员】每天精彩好文直送你的信箱，每周独享编辑精选、时事精选、艺文周报等特制电子报。还可留言与作者、记者、编辑讨论文章内容。立刻点击免费加入会员！
责任编辑：朱家仪
核稿编辑：翁世航
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