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部分高校采取了较为极端的应对措施。例如，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社会科学系禁止大部分技术并禁用AI工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UC Berkeley School of Law）明确禁止学生在任何学术任务中使用AI进行构思、起草或编辑。虽然这些禁令旨在防止作弊，但作者警告称，如果高校希望在由人工智能塑造的世界中保持相关性，就不能仅依靠严厉的禁令。
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提供了一个积极的范例。该校认为，高等教育的核心职责是教会学生做那些AI无法胜任的事情：提出正确的问题、做出明智的判断、处理复杂的伦理问题以及承担决策责任。为此，达特茅斯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等机构合作，聘请了“批判性AI图书馆员”（critical AI librarian），专门帮助师生识别模型的偏见和虚假信息。此外，在DALI实验室中，学生可以构建并测试自己的AI模型，从而深入理解技术的风险与收益。
这种实操教学在专业领域尤为重要。达特茅斯学院的塔克商学院（Tuck School of Business）要求商科学生利用AI为客户构建解决方案；而吉赛尔医学院（Geisel School of Medicine）则开发了“AI病人角色”（AI Patient Actor），帮助医学生在真实反馈中磨炼沟通与人际交往技巧。目前，该工具已被全球100多家医疗机构采用。
【核心提要】
【正文报道】
随着新学期的临近，许多大学生对人工智能（AI）及其对未来职业生涯的影响感到焦虑。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凤：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尽管所谓的“AI取代人类”的末日场景尚未全面爆发，但在计算机编程、客户服务等易受AI影响的领域，年轻职场人的就业机会已经下降了近20%。
作为一名长期研究恐惧如何影响学习与表现的认知科学家，作者指出这种焦虑是可以被治愈的。通过对“数学焦虑”的研究发现，最有效的解决办法不是回避，而是实操。目前，高等教育正处于类似的“等待考试”阶段——AI正在重塑课堂、职场和招聘需求。然而，许多教育者在面对这一变革时，往往选择简单粗暴地要求AI“消失”，而非引导学生去理解如何有效且合乎伦理地使用这些工具。
目前，部分高校采取了较为极端的应对措施。例如，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社会科学系禁止大部分技术并禁用AI工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UC Berkeley School of Law）明确禁止学生在任何学术任务中使用AI进行构思、起草或编辑。虽然这些禁令旨在防止作弊，但作者警告称，如果高校希望在由人工智能塑造的世界中保持相关性，就不能仅依靠严厉的禁令。
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提供了一个积极的范例。该校认为，高等教育的核心职责是教会学生做那些AI无法胜任的事情：提出正确的问题、做出明智的判断、处理复杂的伦理问题以及承担决策责任。为此，达特茅斯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等机构合作，聘请了“批判性AI图书馆员”（critical AI librarian），专门帮助师生识别模型的偏见和虚假信息。此外，在DALI实验室中，学生可以构建并测试自己的AI模型，从而深入理解技术的风险与收益。
这种实操教学在专业领域尤为重要。达特茅斯学院的塔克商学院（Tuck School of Business）要求商科学生利用AI为客户构建解决方案；而吉赛尔医学院（Geisel School of Medicine）则开发了“AI病人角色”（AI Patient Actor），帮助医学生在真实反馈中磨炼沟通与人际交往技巧。目前，该工具已被全球100多家医疗机构采用。
根据普华永道（PwC）的分析，全球范围内需要高级AI技能的岗位增长速度是整体市场的8倍。与此同时，许多初级职位现在更倾向于要求具备判断力、创造力和领导力等传统上属于高管层的人类核心技能。因此，教育者的职责在于让学生学会批判性地对待AI，明确其局限性。
最后，作者强调，如果高校选择“禁绝”而非“实践”，他们将错失塑造技术未来走向的机会，转而让私营部门来定义规则。在人工智能定义的时代，那些无法培养出具备高效、伦理使用能力毕业生的大学，最终将面临被边缘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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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观点：
当前教育界对于AI的态度正处于“防御”与“拥抱”的十字路口。单纯的禁令往往只能延缓问题，却无法解决学生在进入职场后面临的真实挑战。正如文中提到的“数学焦虑”，真正的能力来自于对工具的深度理解和反复练习。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不再是“比AI更强”，而是“如何驾驭AI去实现更高维度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