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率98.1%、毕业生“内定”率83.9%、几个岗位抢一个毕业生……种种数据似乎都在向人们证明，日本招聘市场进入卖方天下，只要去了就能有工作。
“什么人都能找，只要不挑，大把工作给你”，网上的说法很诱人。哺乳期被裁员后退出职场3年的小艾、博士肄业找不到好工作的小摩、不想再被困在“前台”的大专女孩花花，先后在这两年去日本求职。
没有日本学历，也不会日语，甚至只有10万元存款，30多岁的他们第一次远赴异国他乡，重启人生的盲盒。
初秋，札幌的天很蓝，有点恍惚，真的出国了。
抵达语言学校，花花的第一个感觉是狭窄。语校分配的宿舍很小，大约4平方米，进门就是床铺，旁边是桌子，没有别的了，像韩国的考试院。她入住了单人间，每个月花费45000日元，约合1900元人民币。她带着10万元存款过来，计划存款花完之前在日本求职，如果找不到工作，再回厦门摆摊也不迟。
家里人强烈反对，认为她被不知名的组织洗脑了，去日本纯粹是骗局。
这是花花第一次出国，她一句日语都不会说，也没有日本朋友，此前，离国境线最近的一次是去西藏旅游。在下决心出国前，她想了半年。但是，翻来覆去琢磨，绕不开的一个想法是，她不想再因为“底层工作”被迫看人脸色了。她想换个环境试试。
客服、前台、销售，从21岁大专三年级实习开始，花花从来没离开过这3样工作，经常要处理客诉。
第一份实习是做前台。她在泉州一家酒店上班，每天穿高跟鞋站立8小时，办入住、退房、接听电话，全是零碎杂事。有时还要应付半夜三更喝醉了酒、大闹前台的客人。“我感觉我在拿生命换一个不太多的工资。”
那时候，花花每个月底薪是2800元，到手差不多3000元，经常三班倒，从晚上9点工作到次日凌晨7点。公司配了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宿舍，4个女生挤在一起住，还有人抽烟。花花想走，但也不知道走去哪里，觉得日子没什么指望。
2017年，花花去了一家中高端诊所上班，客人经济水平比较好，但依然对前台苛刻。“预约了这个时间，为什么还不到我”，客人无法容忍时间有差错，花花两头受气。客人在大堂发完脾气后，进入诊疗室又变了样子，对医护十分礼貌。花花明白过来，原来这个岗位的地位在所有人心目中都很低，既不创造业绩，也不受大家待见。
她一直想离开，但没有目标。直到2019年她在教育机构卖课时，发现去日本好像不贵。回家搜索网友的帖子，文字和图片中透露着舒适的生活气息。是不是换个地方，生活会变个样子？花花动心了。
距离真正出发，还要好几年。2022年，她又一次因为忍受不了职场关系辞掉工作后，决定不再找工作。她花了将近1.1万元成本，买材料、工具、课程，在厦门海边卖手工艺品，一边守摊，一边在App上自学日本语的50音图。摆摊2年，她存下了10万块钱，瞒着家人和朋友，花费1800元找了中介，报名2024年10月份的日本语校。在北海道乡下，学费总共是50万日元，约合2.1万人民币。
2024年9月28日出发，日子很好，是花花的生日。她拼凑了最便宜的航班，转机3次，在9月29日落地札幌。这一年，花花32岁。
35岁的小摩也动了去日本生活的念头。2024年，他在网络上搜索得知，日本老龄化严重，缺年轻人，就业压力很小。这种感觉并非空穴来风。2023年8月份，日本就业信息网站Mynavi对1982名应届毕业生做了调查，发现有85.8%的学生已经拿到了“内定”（正式录用通知），平均每个人手上有2.5份Offer。
Mynavi曾让每个求职者选择一个汉字来表达心境，“乐”字在2023年跃升至排名第一的汉字，超过往年的“苦”。日本文部科学省与厚生劳动省联合调查显示，2024年3月毕业的日本大学（学部）毕业生中，在“希望就业者”群体里的就职率为98.1%，是该项调查自开始以来的最高值。种种数据似乎在向小摩印证，去日本不会比现在更差。
当时他还在化工领域的一家企业上班，每个月到手工资是1.2万元，在北京租着一间月租3500元的房子。但是，他有80%的时间都不在北京，“我疯狂加班，去各个地方跟项目，嘉峪关、鄂尔多斯、包头、克拉玛依，一出去就很久，租得挺亏的”。
工厂是小摩驻留时间最长的地方，和各种泵、管道、反应釜、图纸打交道，忙起来，他连续几天都处于工作16小时以上的状态，入睡时间少，很难受。油田项目动辄持续三四个月，小摩在人烟稀少的地方住宿舍，也没人交流，“工作时长和收入水平严重不对等”。
小摩也试过换工作，但每一次都被反问，为什么博士退学。这个问题，小摩解释得非常累，他是化学硕博连读，当时实验室的研究方向比较旧，不好发文章，可导师经常缺位，给不到指导，8年时间下来，小摩逐渐绝望，最终被迫退学。
“自证”次数多了，小摩变得很纠结，怎么说才能让人明白，一个博士生的退学并不简单地等于失败。
小摩的最高学历仍是本科，生化环材，“四大天坑”，他根本投不上可以坐办公室的岗位，总是进工厂。跳槽也难，对方总会以“没有经验”“不具备某个职业条件”的理由拒绝小摩。他发现，招聘者只想找一个螺丝钉，卡上去，并且只要某一个特定形状的螺丝钉。
2025年5月份，他带着20万元存款，收拾东西去了日本。和花花一样，小摩拿的也是语校签，学费80万日元，约合3.38万元人民币。他在东京租了6万日元（3000元左右）的房子，开始学日语。班里有1/3的同学是中国人，另外1/3是土耳其人。
陆续地，身边的同学先后离校。有人在半个月内找到了工作，IT行业，做程序员，“大概投10个简历就有2个成功互选”，工作签下来后，立马退学离开。还有一部分人是去做中介，向华人卖房子、卖电话卡，靠提成赚取的佣金特别高，他所认识的中介朋友里，最高年薪能达到千万日元，约合42万元人民币。小摩发现，这两个是最热门的岗位。
次年的7月份会有一场JLPT日本语能力测试，时间还充足。小摩在等一个可能性。但是，他已从语校同学就业的方向中感觉到，外国人找的似乎大部分是基础性工作。
如果对工作的预期不高，在日本似乎确实不难找到一份工作。
2025年7月份，做了3年全职妈妈的小艾在Wantedly（日本求职网站，主要发布初创企业招聘信息）投出了第一份简历——35岁，大龄女性，不会说日语，从未在日本上过学。小艾有点忐忑，真的可以吗？
很快，Wantedly上的日企就回复了小艾，约定好面试，一共三轮，全部通过。没有人向她的年龄、生育、三年空窗期提出疑问。
这是一家教育类公司，总部在东京，员工有90多位，全是日本人，不需要打卡，可以远程上班。她的岗位是海外销售，每个月的底薪有27万日元，约合1.14万元人民币，一个月的工时是160个小时。
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尽管托业考了970分，之前在国内的经历，让她没有想到一切会如此迅速。
2023年，小艾在哺乳期遭遇了裁员。当时产假还没休完，她接到了一通电话，是老板打来的，说公司要关门，所有人都要被裁掉，包括她。
这是一份税前月薪2万元的工作，小艾做了3年，拿到赔偿走人后，她突然陷入了迷茫。
一个刚结束哺乳期的妈妈，33岁，突然掉入求职市场里，小艾已经能想象会面临怎样一连串的质疑。
丈夫提议，要不一起去日本吧。小艾丈夫是日籍华人，曾在大型日企上班，近几年观察下来，好像日本的就业环境没那么严苛，“一定找得到工作”。
就这样，3位没有日本学历也不会日语的中国人，在异国他乡，开启了人生的盲盒。
这不是旅行。所有人都很清楚，抵达日本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验证怎么活下去。
2026年，日本的最低平均时薪上调了56日元，达到1177日元，约合50元人民币。在北海道地区，最低时薪为1131日元，花花就落脚在北海道的旭川。
上了半年语校后，花花找到一份兼职，在富良野的711商店，时薪1200日元，约合51元人民币。如果按8小时计算，她一天可以挣406元，“比过去打工赚得多”。
这是花花首次接触日本职场。收银、整理货架、打扫卫生、垃圾分类，只要有活她就干。老板得知花花是外国学生，给她办了一张公交卡，事先充好1万日元，用完了再找他补，省掉她的交通费。如果周六来上班的话，额外给3000日元餐补，约合126元人民币。加班也有补贴，精确到分钟，比如规定下午6点结束工作，只要花花在6点01分下班，这1分钟都算进加班费。花花感觉，自己的劳动价值受到了尊重。
2025年7月份，花花参加了JLPT考试，成绩是N2级。8月底，她开始投简历，通过率很低，不到10%。9月份面试了两家温泉酒店的岗位，类似于客房服务，没通过。面试时很紧张，花花连问题都没太听明白。后来跟语校里一个研究生学历的前辈沟通，她发现对方也总是过不了简历和面试。
花花索性不挑了，“无论什么公司、什么待遇，先去面试”，只要有招聘就填，看都不看，疯狂点击应聘。在这段时间，语校其他人的去向大致分成了三拨，一部分去了温泉酒店，一部分去贩卖行业，还有一部分直接回国了。
她还想撑住。在将近4个月的时间里，花花投递了超过200份简历，只收到13个面试邀约，几乎全是温泉酒店。2026年1月份，她终于拿到两个“内定”，一个是高尔夫球场，也是客服岗；一个是北海道的地域振兴协力队，担任政府机关里的合同工，在中顿别町，很小规模的村落。花花没多想，直接选了后者。她实在不想再回到做前台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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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率98.1%、毕业生“内定”率83.9%、几个岗位抢一个毕业生……种种数据似乎都在向人们证明，日本招聘市场进入卖方天下，只要去了就能有工作。
“什么人都能找，只要不挑，大把工作给你”，网上的说法很诱人。哺乳期被裁员后退出职场3年的小艾、博士肄业找不到好工作的小摩、不想再被困在“前台”的大专女孩花花，先后在这两年去日本求职。
没有日本学历，也不会日语，甚至只有10万元存款，30多岁的他们第一次远赴异国他乡，重启人生的盲盒。
初秋，札幌的天很蓝，有点恍惚，真的出国了。
抵达语言学校，花花的第一个感觉是狭窄。语校分配的宿舍很小，大约4平方米，进门就是床铺，旁边是桌子，没有别的了，像韩国的考试院。她入住了单人间，每个月花费45000日元，约合1900元人民币。她带着10万元存款过来，计划存款花完之前在日本求职，如果找不到工作，再回厦门摆摊也不迟。
家里人强烈反对，认为她被不知名的组织洗脑了，去日本纯粹是骗局。
这是花花第一次出国，她一句日语都不会说，也没有日本朋友，此前，离国境线最近的一次是去西藏旅游。在下决心出国前，她想了半年。但是，翻来覆去琢磨，绕不开的一个想法是，她不想再因为“底层工作”被迫看人脸色了。她想换个环境试试。
客服、前台、销售，从21岁大专三年级实习开始，花花从来没离开过这3样工作，经常要处理客诉。
第一份实习是做前台。她在泉州一家酒店上班，每天穿高跟鞋站立8小时，办入住、退房、接听电话，全是零碎杂事。有时还要应付半夜三更喝醉了酒、大闹前台的客人。“我感觉我在拿生命换一个不太多的工资。”
那时候，花花每个月底薪是2800元，到手差不多3000元，经常三班倒，从晚上9点工作到次日凌晨7点。公司配了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宿舍，4个女生挤在一起住，还有人抽烟。花花想走，但也不知道走去哪里，觉得日子没什么指望。
2017年，花花去了一家中高端诊所上班，客人经济水平比较好，但依然对前台苛刻。“预约了这个时间，为什么还不到我”，客人无法容忍时间有差错，花花两头受气。客人在大堂发完脾气后，进入诊疗室又变了样子，对医护十分礼貌。花花明白过来，原来这个岗位的地位在所有人心目中都很低，既不创造业绩，也不受大家待见。
她一直想离开，但没有目标。直到2019年她在教育机构卖课时，发现去日本好像不贵。回家搜索网友的帖子，文字和图片中透露着舒适的生活气息。是不是换个地方，生活会变个样子？花花动心了。
距离真正出发，还要好几年。2022年，她又一次因为忍受不了职场关系辞掉工作后，决定不再找工作。她花了将近1.1万元成本，买材料、工具、课程，在厦门海边卖手工艺品，一边守摊，一边在App上自学日本语的50音图。摆摊2年，她存下了10万块钱，瞒着家人和朋友，花费1800元找了中介，报名2024年10月份的日本语校。在北海道乡下，学费总共是50万日元，约合2.1万人民币。
2024年9月28日出发，日子很好，是花花的生日。她拼凑了最便宜的航班，转机3次，在9月29日落地札幌。这一年，花花32岁。
35岁的小摩也动了去日本生活的念头。2024年，他在网络上搜索得知，日本老龄化严重，缺年轻人，就业压力很小。这种感觉并非空穴来风。2023年8月份，日本就业信息网站Mynavi对1982名应届毕业生做了调查，发现有85.8%的学生已经拿到了“内定”（正式录用通知），平均每个人手上有2.5份Offer。
Mynavi曾让每个求职者选择一个汉字来表达心境，“乐”字在2023年跃升至排名第一的汉字，超过往年的“苦”。日本文部科学省与厚生劳动省联合调查显示，2024年3月毕业的日本大学（学部）毕业生中，在“希望就业者”群体里的就职率为98.1%，是该项调查自开始以来的最高值。种种数据似乎在向小摩印证，去日本不会比现在更差。
当时他还在化工领域的一家企业上班，每个月到手工资是1.2万元，在北京租着一间月租3500元的房子。但是，他有80%的时间都不在北京，“我疯狂加班，去各个地方跟项目，嘉峪关、鄂尔多斯、包头、克拉玛依，一出去就很久，租得挺亏的”。
工厂是小摩驻留时间最长的地方，和各种泵、管道、反应釜、图纸打交道，忙起来，他连续几天都处于工作16小时以上的状态，入睡时间少，很难受。油田项目动辄持续三四个月，小摩在人烟稀少的地方住宿舍，也没人交流，“工作时长和收入水平严重不对等”。
小摩也试过换工作，但每一次都被反问，为什么博士退学。这个问题，小摩解释得非常累，他是化学硕博连读，当时实验室的研究方向比较旧，不好发文章，可导师经常缺位，给不到指导，8年时间下来，小摩逐渐绝望，最终被迫退学。
“自证”次数多了，小摩变得很纠结，怎么说才能让人明白，一个博士生的退学并不简单地等于失败。
小摩的最高学历仍是本科，生化环材，“四大天坑”，他根本投不上可以坐办公室的岗位，总是进工厂。跳槽也难，对方总会以“没有经验”“不具备某个职业条件”的理由拒绝小摩。他发现，招聘者只想找一个螺丝钉，卡上去，并且只要某一个特定形状的螺丝钉。
2025年5月份，他带着20万元存款，收拾东西去了日本。和花花一样，小摩拿的也是语校签，学费80万日元，约合3.38万元人民币。他在东京租了6万日元（3000元左右）的房子，开始学日语。班里有1/3的同学是中国人，另外1/3是土耳其人。
陆续地，身边的同学先后离校。有人在半个月内找到了工作，IT行业，做程序员，“大概投10个简历就有2个成功互选”，工作签下来后，立马退学离开。还有一部分人是去做中介，向华人卖房子、卖电话卡，靠提成赚取的佣金特别高，他所认识的中介朋友里，最高年薪能达到千万日元，约合42万元人民币。小摩发现，这两个是最热门的岗位。
次年的7月份会有一场JLPT日本语能力测试，时间还充足。小摩在等一个可能性。但是，他已从语校同学就业的方向中感觉到，外国人找的似乎大部分是基础性工作。
如果对工作的预期不高，在日本似乎确实不难找到一份工作。
2025年7月份，做了3年全职妈妈的小艾在Wantedly（日本求职网站，主要发布初创企业招聘信息）投出了第一份简历——35岁，大龄女性，不会说日语，从未在日本上过学。小艾有点忐忑，真的可以吗？
很快，Wantedly上的日企就回复了小艾，约定好面试，一共三轮，全部通过。没有人向她的年龄、生育、三年空窗期提出疑问。
这是一家教育类公司，总部在东京，员工有90多位，全是日本人，不需要打卡，可以远程上班。她的岗位是海外销售，每个月的底薪有27万日元，约合1.14万元人民币，一个月的工时是160个小时。
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尽管托业考了970分，之前在国内的经历，让她没有想到一切会如此迅速。
2023年，小艾在哺乳期遭遇了裁员。当时产假还没休完，她接到了一通电话，是老板打来的，说公司要关门，所有人都要被裁掉，包括她。
这是一份税前月薪2万元的工作，小艾做了3年，拿到赔偿走人后，她突然陷入了迷茫。
一个刚结束哺乳期的妈妈，33岁，突然掉入求职市场里，小艾已经能想象会面临怎样一连串的质疑。
丈夫提议，要不一起去日本吧。小艾丈夫是日籍华人，曾在大型日企上班，近几年观察下来，好像日本的就业环境没那么严苛，“一定找得到工作”。
就这样，3位没有日本学历也不会日语的中国人，在异国他乡，开启了人生的盲盒。
这不是旅行。所有人都很清楚，抵达日本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验证怎么活下去。
2026年，日本的最低平均时薪上调了56日元，达到1177日元，约合50元人民币。在北海道地区，最低时薪为1131日元，花花就落脚在北海道的旭川。
上了半年语校后，花花找到一份兼职，在富良野的711商店，时薪1200日元，约合51元人民币。如果按8小时计算，她一天可以挣406元，“比过去打工赚得多”。
这是花花首次接触日本职场。收银、整理货架、打扫卫生、垃圾分类，只要有活她就干。老板得知花花是外国学生，给她办了一张公交卡，事先充好1万日元，用完了再找他补，省掉她的交通费。如果周六来上班的话，额外给3000日元餐补，约合126元人民币。加班也有补贴，精确到分钟，比如规定下午6点结束工作，只要花花在6点01分下班，这1分钟都算进加班费。花花感觉，自己的劳动价值受到了尊重。
2025年7月份，花花参加了JLPT考试，成绩是N2级。8月底，她开始投简历，通过率很低，不到10%。9月份面试了两家温泉酒店的岗位，类似于客房服务，没通过。面试时很紧张，花花连问题都没太听明白。后来跟语校里一个研究生学历的前辈沟通，她发现对方也总是过不了简历和面试。
花花索性不挑了，“无论什么公司、什么待遇，先去面试”，只要有招聘就填，看都不看，疯狂点击应聘。在这段时间，语校其他人的去向大致分成了三拨，一部分去了温泉酒店，一部分去贩卖行业，还有一部分直接回国了。
她还想撑住。在将近4个月的时间里，花花投递了超过200份简历，只收到13个面试邀约，几乎全是温泉酒店。2026年1月份，她终于拿到两个“内定”，一个是高尔夫球场，也是客服岗；一个是北海道的地域振兴协力队，担任政府机关里的合同工，在中顿别町，很小规模的村落。花花没多想，直接选了后者。她实在不想再回到做前台的日子。